擦亮高楼的清洁女工，也在擦亮被忽视的人生

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做清洁的最高境界 早上8点整，大厅的钢琴曲响起，清洁女工的一天开始了。手里两条毛巾，一条干的，一条湿的，衣服口袋里装一瓶擦玻璃的酒精。 前厅是门面，五十来岁的瑛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台面和摆件，要与每个摆件保持距离，用毛巾擦拭灰尘，手不能直接碰到。做得久了，她的手有时会发软。她幻想手指接触物品时，能像磁铁同级相斥似的绕过去，对它们没有伤害。仿佛每一件物品都披着一层面纱，不撕破这层面纱又能保护好它们，是瑛子眼中做清洁的最高境界。 类似的细节，瑛子在她的新书《擦亮高楼》中描绘了很多。2024年2月，瑛子来到东莞虎门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。她观察到，大姐们知道有些人看不起清洁工，见人来了就低着头，或者站在一边让路。瑛子想记录她们的故事，“清洁工擦亮的是高楼，而我想擦亮的，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生。” 2025年1月，文学期刊《作品》刊发了瑛子五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。2025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将瑛子关于清洁女工的记录结集为《擦亮高楼》一书出版。初次印刷了几千本。半年过去，瑛子没等来加印的消息。但她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闯入了文学圈，参观了杂志社，加上了作家们的微信，去北京等地做了报告。2026年5月，她告诉我，最近正在创作两篇纪实长篇文学，奔波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老家四川内江。 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，瑛子与“石头诗人”（用诗歌记录在石材厂的生活和工作）曾为民、“体育老师诗人”章新宏、“烧烤店员诗人”温雄珍来到北京的一场新书书展。那是2026年年初，我与瑛子第一次见面。她身高1.5米出头，背格外厚实，五指关节突出。 两天时间，两场新书推荐活动。其间的一个中午，几个人穿行街头。瑛子拉着我，笑盈盈的，她语速很快，介绍着在场每个人的双重身份。他们既是劳动者，也是写作者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在书展点评《擦亮高楼》等作品时提到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最近比较火，人人都是作者，能抵达读者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。” 导航的不准确、时间的临时变更、行动路线的规划……一个多小时里，瑛子一直在处理种种事务。好不容易坐下，同伴在一旁打盹，但他们从不说累。 后来，我随瑛子来到东莞。打工的楼盘、生活的城中村、写作的公园以及文学社团的席面，她带我见识了自己生活的许多切面，我见到了她笔下的清洁女工。 瑛子站在曾作为清洁女工工作过的楼盘前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“不认识我了？” 第一次进入瑛子工作过的楼盘，是她带我七拐八拐钻进去的。 穿过正在施工的地界，瑛子熟练地戴上口罩，她解释自己闻不得粉尘。她没有喝手里的常温瓶装水，原因是胃不好，习惯喝温热的水。尽量维持健康，免去更多烦忧，是她的生活哲学。 临近通往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站着个保安，他马上拦下我们。保安的话还没出口，瑛子摘下口罩：“不认识我了？我之前在这里工作的。”年轻的保安小伙板着面孔，对面前这个不穿制服的大姐全无印象。以购房看房的名义，我们辗转进入小区，有楼盘的金牌销售小黄作陪。 刚进门，桂花香气袭人，小黄介绍，这是为了“添添贵气”。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女工的日子里，瑛子很多次仰望着眼前的一栋栋高楼，129、143到199平方米，每一套房子买下来都要几百万。她在这里干一年，只能买一个平方米。 她在《擦亮高楼》的开头介绍了此地的渊源，“2024年卢屋村的春天”。卢屋村是这里的地名。在瑛子的笔下，高楼矗立在河边，新装的蓝色玻璃窗很耀眼。这些楼把村庄激活了。高铁、地铁、轻轨在这些年飞速进入卢屋村。电梯里，报楼层的是普通话和英语。没有了村庄的面貌，保留了“卢屋村”的名字，让来过、离开卢屋村的人能找到这里。 从四川内江到广东东莞，瑛子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她住进城中村，房租每月四百多元。那是2008年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 这是瑛子第二次来东莞。前一次是来卖保健品，挣不到钱，很快回去了。“（在老家）还是待不住”，瑛子又出发了，车票120元，她身上总共400元。 “都是为了3200元” 走路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握双手放脐下，路上遇见客人小步侧让，弯腰15度问好；手拿抹布折成方形，一面一面打开使用；拖地尊重广东的习俗，从外往里拖；记住“三不碰”：大厅前台的麒麟不碰、财务室的财神拜台不碰、销售大厅的关公像不碰。 这是对清洁女工的工作规范。公司要求统一着装。天气渐热时，无论感冒还是身体不适，都要穿短袖。大姐们一切听经理安排，工作达到要求的，一个月能拿到3200元。 清洁女工琼来自湖北。她来得晚，需要瑛子带。琼的个子1.4米，瑛子说她“年轻，长相和善，不乱说话，用一双眼睛看事看人”。一双手伸出来，全是老茧，这是瑛子眼中琼被录用的理由。 琼只在大厅干了一天半。经理说大厅的工作人员要讲形象，琼被分配去了地下室，那里有个见不到阳光的会所。师徒二人只有打卡时才能碰见。 瑛子对组长说：“做清洁的没有什么漂亮与不漂亮，都是干活，这样说（组长曾转达经理的意思：形象不好的不能留在大厅）会伤人。”说完，她转头去看琼，害怕琼会因此愤怒。 能留下就行，琼愿意。 一位广西大姐也需要这样一个留下的机会。刚来的时候，广西大姐不会开电子锁，每次想进休息室，就在外面大喊大叫。被经理制止后，广西大姐学会了等有人来再一起进去。 广西大姐早先在卢屋村给人煮濑粉，也存了一点养老钱。大姐有三个孩子，孩子们大了，提出过年过节回家地方不够住。广西大姐把这些年煮濑粉赚的钱拿出来，回老家修了两层楼。钱花光了，自己又出来煮濑粉。经过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一些人离开东莞回到老家，再度返回东莞后，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广西大姐没找到工作，就来做清洁。 同样是“为了孩子”，有个做过保姆的大姐也来当清洁女工。这个大姐对自己的总结是：这辈子要完成三件大事——修房子，养大5个孩子，为孩子们办婚礼——现在只差最后一项。 做保姆的收入是一个月四千多元。给孩子办婚礼摆酒，每场需要五六万的支出，已经花了十几万，这对保姆大姐来说是“巨大的负担”。她的心愿是，要为所有孩子办婚礼，还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没有摆席。 有一年中秋，保姆大姐的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回家了，她还在外地打工。她的丈夫回去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也就是她的公婆。那天，保姆大姐跟家里人视频通话，忍不住掉了泪。 瑛子发现，在清洁女工群体中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这些没有文化和技术、尤其是承担了奶奶这一角色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多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色彩。 牺牲不意味着忍耐。在清洁女工的岗位上，她们有着自己的盘算和摩擦。瑛子写下与一位湖北大姐的摩擦。在瑛子眼中，这个湖北大姐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闹别扭，湖北大姐说：“我就是没有文化，我要是有文化，不会来干这个。”从幼儿教师岗位退休的瑛子感觉是说自己，一个做过老师的还来做清洁。她觉得无所谓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没把自己看得有多高，或者有多低，我是凭我的劳动在挣钱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” 但从湖北大姐的话里，瑛子觉察到了更多：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带着自己几十年的委屈，那种不能脱胎换骨的没有文化的身份。”瑛子想象这个湖北大姐的过往，她可能去过大的公司、工厂，比如公司需要秘书、管理人员，有过很多机会，可是她眼睁睁地往后退，退到不要文化的清洁岗位上去。 瑛子望向眼前的大玻璃，玻璃透出这些清洁女工的身影，虽然照不出各自的家底，照不出各自心里有多难，“但这就是玻璃上的我们。我们都是清洁工，都是为了3200元，这是我们平等的身份。” 在这里，花蔫了要及时弄走，树叶掉了要及时清掉，一切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客户。 东莞，瑛子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会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“他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” 接近正午，日头正盛，我与瑛子走在虎门镇的街上。瑛子熟练地介绍附近的一切。摆摊卖水果的那家是固定的摊贩，不会缺斤少两。3元一斤的香蕉摆在中间。周围多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租客，消费水平不高。 瑛子也在其间。她仍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房子的二楼，一楼住着年迈的房东。床、书籍、保健药品、衣服、日用品，占据了二楼的大半空间。最整洁的一角是瑛子的工作台，放着电脑和笔记本。 瑛子在东莞的出租屋里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“工友们不知道写作是什么，只知道瑛子有文化、聪明，能给他们办事情。”瑛子说。 瑛子的朋友圈屏蔽了这些工友。“他们承受不了被写的真相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，“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会怀疑我干了什么。” 瑛子举了个例子：单位要求清洁工自己出钱买工伤保险，瑛子问工友，没人觉得不对。她查了资料，去问组长、经理，最后为这个楼盘的工友争取了每个月20元、不用自己缴费的保险，经理叮嘱她不要外传，说这是集团的统一规定，而她所在的楼盘只是个例。 有一年清明节过后，销售进入淡期，每天来样板房参观的客户寥寥。一天，瑛子所在的清洁部开始了一场议论。起因是老板喝醉了，吐了一地。琼算了一笔账：清洁部8个人，每个人每月3200，合计支出25600元；客服部16人，每人每月6300元；保安工资每月6500元；还有销售部8个人；会计出纳进进出出几十人……每月这样的支出是她们不敢想象的。几个清洁工一脸难过，觉得老板很不容易，恨不得把自己3200元的工资分一点出来。 卖过濑粉的广西大姐重复着说：“老板每个月花3200块请我来扫落叶。”在广西大姐眼里，老板付出了很多，就连地上的落叶，也请一个人来扫，这是导致老板负担重的原因之一。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眼中，这样的细节“看起来低微，心灵很良善”。瑛子回答：“我不写下来，我怕我忘了姐妹们的故事。” 谈到《擦亮高楼》，白烨否认这是“素人写作”，“素人写作”是媒体概念，不是理论概念。他称之为“新工人写作”、“新农民写作”。瑛子的书给他的感受很特别，这些清洁女工年龄偏大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、很多场景要应付。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通过楼缝观察外面的高楼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这样的写作是典型的后者。 瑛子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瑛子看看周围的清洁女工，这群年约60岁的女人，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，瑛子比她们强，每月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元。 她们在小镇洗碗、在马路上扫地、在超市里做清洁工……10年、20年，她们不知道老板给自己买社保是理所应当的。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出来，能进入这座城市，能有挣钱的机会，就应该感恩。 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平等的 1982年，瑛子初中毕业后，她告诉爸爸，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。 一本词典当时卖5块5毛钱，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，但他还是给瑛子买了。抚摸着那本词典，瑛子觉得每一个字都“平等地印刷在上面”，她这样回忆。 “文坛可能有等级，谁是主席，谁是副主席，但是文学没有等级，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。有些人可能很高级，我接触不到；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碰碰它。” 家里兄弟姐妹六人，瑛子排行老五。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瑛子上学要翻过一座山。爸爸听说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好，帮孩子们转到另一个学校，从此她上学要翻两三座山，还要过一条河、经一座桥，再穿过马路。 10岁前，瑛子没见过马路和汽车。她担心山上有坟头、有尸骨，担心轰隆隆开过来汽车会撞到自己。上学路上，瑛子远远看到汽车过来，就跳进马路边的土沟，等车过去了，再爬出来。 川渝的冬天湿冷。走一遭上学路，鞋子常常湿透，临放学鞋子才干，又要再走一遭路。出门前，家里会给她准备个小口袋，放些米进去，再用空瓶装点豆瓣酱、酸菜。这就是瑛子的午饭。 初中毕业后，瑛子不再念书。17岁进城投奔二哥，帮二哥带小孩。在城里，文学气息浓厚，看到有学习班，她就去上，因此认识了一帮人，“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。” 见到一些文学名家时，瑛子会不自觉地信服，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。“但不会自卑，因为文学是从容的，它不会威胁到生存。”只有在工作的环境下，她会真的着急，做不来明天就要饿肚子，才会产生现实的慌张。十几年前，她刚到东莞，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。看到别人都有教师资格证，自己没有，她会紧张，害怕被老板解雇。 瑛子早年的写作手稿 图/受访者提供 文学通向每一个人 瑛子刚做清洁工时，看到前台那两只青面獠牙的麒麟，准备擦拭。还没伸手，带她的大姐赶紧说：“不要去碰麒麟，那是男人碰的。”好像在说女人身上很脏。瑛子后来想，大姐这种对“脏”的认知来自千百年来的习俗。 被大姐呵斥的瞬间，瑛子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。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，瑛子就会想起她的小山村。每次碰到事情，她就跑进那片柔软的树林，等一阵风吹过，她就自愈了。“还是我的小山村能包容世界。”这是瑛子的一道精神“任意门”，穿梭其间，可以消解她的所有难过和难堪。 老家的村子与镇上相距三十多公里，走路要几个小时。在写《翻转的村庄》时，瑛子提到了这条很多女人都走过的路。她的奶奶嫁过来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，死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向山上，在山上分开，一头通往坟地，一头通往外面的世界。 “文学就是这样的路，它通向每一个人。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去写关于自己的事了。” 瑛子最近在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部小说以“我”为叙述主体，用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串联全篇，瑛子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，她的记录何尝不是如此？ 2026年5月，瑛子告诉我，她在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受家附近按摩店的女人委托写她的母亲。三个月前，瑛子来到女人的老家，待了半个月。那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。那是瑛子去过最冷的地方。在室外，手机才拍两张照片就被冻得关机了，只能在室内聊。柴烧得火炕热腾腾的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回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往事。她在1980年代失去丈夫后，带着5个孩子过活，最小的当时只有8个月大。村里每家都有个草垛，自家的草垛总是最高的，这是母亲的勤劳。 “要是不能出版，我就自己印，放在村里给人看。”女人告诉瑛子，她希望通过文字纪念母亲，瑛子把这篇作品暂定名为《嫩江河畔的女人》。 女性的境遇，让瑛子格外容易被打动。同时在创作的另一篇作品，是内江老家与瑛子相交几十年的姐妹的故事。姐妹得了重病，瑛子2026年4月回老家写这个故事，“怕来不及。”她写的故事名为《缨子和绫子》，概括为“两个女性关于情感生活，曾经的挣扎和战胜自我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”。 东莞卢屋公园，瑛子在手机上写作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我在东莞采访期间与瑛子最后一次见面，约在她住所附近的卢屋公园。公园坐落在城中村后的小山丘上，高处有凉亭，一边是小孩子嬉闹的乐园，另一边是瑛子阅读写作的地方。我到公园的时候，她正在用手机备忘录写作。她停下来，“我不写了，我是写不完的，先聊吧。” 曾经的工友大都辞工走了，那栋她工作过的楼进不去了。告别清洁工的身份后，瑛子开始全职写作。她想再写几年，然后回家。她有“落叶归根”的想法，在内江买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80平方米左右，现在租出去了，月租一千多元。她在东莞城中村的房租还是一个月四百多，多年未涨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