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马玉江 图/受访者提供
他拓印街头的招牌、收集麦当劳里流浪汉的收据、寻找超市当日到期的商品，用身体丈量边缘人生。
马玉江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时间和土地的故事。他成长于山东农村，许多年后带着种地的时间感，来到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都市。他拓印街头的招牌、寻找超市当日到期的商品，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，测量这座城市的温度、重量和保质期。
接受采访时，艺术家马玉江刚结束2026成都双年展的参展，回到香港。展出的作品是他花了一年时间、每晚去麦当劳收集的彻夜不归者的消费单据。他将创作与生活紧密相连。比如，持续十年拓印香港街头的招牌上与他写给太太的信对应的字。太太有时感到无奈，直称他为“暴露狂”。
▲马玉江用一年时间收集麦当劳的单据，记录彻夜不归者 图/受访者提供
“种地要等收成。”他说，“你跟麦子共同创建了一个时间。你种下去，不用管，就等着它长。它一天一个样，肉眼可见。”这种等待贯穿了他所有的创作。
01
触摸城市的表皮
晚上10点，香港湾仔一栋旧唐楼的后门。
马玉江蹲在昏暗的门口，头顶支着一盏他用胶带绑上去的补光灯，手边放着画板和纸笔。楼上粉红色的灯亮着，门虚掩着，偶尔传来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的闷响。
马玉江在这里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。画板上渐渐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轮廓——就在刚才，他假装成顾客按了门铃，门开了一条缝，他匆匆看了一眼，撂下一句“太贵了”便急忙转身下楼，凭着那几秒钟的记忆开始画。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去北京火车站进行的速写训练派上了用场。如果记不清脸，过一会儿他还要再上去一次，假装走错楼层，再看一眼。一天按三四次，再多了也不敢，怕被认出来。
2024年，他开始画这栋楼里二十多层、一百四十多个“一楼一凤”的从业者。
这些单人画陆续挂进他家并不宽敞的客厅里，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逐渐热闹了起来。每个女孩的揽客姿势不同，有的把腿抬起来转圈，有的侧躺着，有的站立叉腰。每张画记录的都是这些招牌动作，旁边再附上具体的门牌号。
“有一次，一个越南的性工作者认出我了，怪我没去见她，直接冲上来抱住我。”马玉江说，“我只能（编借口）说我刚在旁边贴完海报。”
这种“偷窥式”的创作方式，让他的太太一度以为他有了外遇。“后来知道我是在做作品，才放心。”马玉江笑着说。
▲马玉江为香港性工作者画的作品 图/受访者提供
在这个距离住处步行只需10分钟的街区里，马玉江勤勤恳恳，每天都出现在楼道里汲取创作素材，像一个执着的侦探，又像一个异类的拾荒者。从2014年移居香港至今，他的生活半径极小，却在有限的空间里，用一种耗时的、近乎偏执的行动，完成了一件件与这座城市发生深度纠缠的作品。
“他时时刻刻都在做作品。”“某某空间MOUMOU”创始人张丹丹这样描述她对马玉江的第一印象。2024年年初，通过朋友推荐，张丹丹认识了马玉江，并在2025年年底为他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个展。他们第一次在香港碰面是在巴塞尔艺术展期间，马玉江领着张丹丹走在香港街头，她记得，“他在前面带路，显然很熟悉，但你又觉得他并不属于香港，感觉他一直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。”
2014年，为了与太太团聚，马玉江从北京搬到了香港，没有工作、没有朋友、没有社交。前七年，他拿不到香港身份证，无法就业。
无事可做，加上巨大的环境落差，引发了他做点什么的冲动。他开始每天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两万多步，从湾仔走到中环，再过海到九龙。担心在街上走丢，他出门时会把沿途每条街的路牌都拍下来。
为了不让太太担心，他第一次出去时留了张纸条：“我来了一个多月，想做点东西，但不知道做什么，我出去走走。”走着走着，他看到路牌上有些字跟他写给太太的信中的字一样。比如信中有个“宝”字，街上有“宝云径”“宝其利街”。于是，一个名为《香港的信》的项目开始了：信中的每一个字，他都在香港街头找到对应的招牌、路牌、牌匾，用铅笔和纸拓印下来。
▲马玉江在街头拓印路牌上的字 图/受访者提供
这个项目持续了10年。最初，马玉江怕被当成破坏市容的人抓走，只敢找巴掌大的小字。后来胆子大了，他扛着梯子去找大字。一次，在铜锣湾的“桥底辣蟹”餐厅，他凌晨3点去拓那个巨大的“底”字。快4点时，员工来上班了，问他干嘛，他还没答，员工继续说：“你是来帮我们换招牌的？”他说对。等他拓完刚要下来，员工说：“我刚刚给老板打电话了，老板说没这回事。”马玉江拿着纸撒腿就跑。
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一座清代古庙。他刚拓完一个古字，保安冲出来，要把他用的纸留下，否则报警。马玉江跟他说不通——保安觉得保护古迹是职责，放走马玉江是失职。最后僵持不下，他翻墙跑了。
“你要跟他们说通是很难的，他们特别轴。”马玉江说。但他不讨厌这种摩擦，这种身体的介入和真实的对抗，是他在香港寻找的存在感。
2014年的那封信里有个“哪”字，他怎么也找不到。10年后，一家叫“吗哪有机站”的店开业了，那个“哪”字出现了，“像是这座城市终于在回应我。”
他不用相机拍，选择用纸贴在墙上拓印，是因为他的皮肤必须紧紧贴着墙面，有一种抚摸的感觉。他要爬上梯子去够高处的字，产生了真实的身体行为感。
对他来说，汉字从来都不只是符号。儿时，爷爷牵着他的手，在农村挨家挨户读对联，教他认字，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那些记忆牵连着雪天的寒意、手掌的温度和炊烟的气息。
▲马玉江拓印银行招牌上的字 图/受访者提供
02
焦虑的刻度
如果说《香港的信》是与城市物理空间的触碰，那么《到期》则是对城市心理空间的丈量。
2023年，马玉江每天去超市翻找当日到期的商品，拍照、扫描单据，然后把食物吃掉，把纸箱、奶瓶、铁盒等包装留下来。一年下来，他找到了286件——不是每天都有，有79天空手而归。
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游戏。近年环保意识兴起，很多超市会把未来一个月内到期的商品集中放在一个架子上。即便如此，要精准找到“当天”过期的，依然充满偶然性。
马玉江每天从早上开始找，先去楼下的惠康、百佳，如果没有，再去稍远点的360。如果到了晚上还没找到，他会心跳加速，充满自找麻烦式的焦虑。“这种状态很像香港，给人感觉很不稳定。每天面对未知，有一种不安全感。”
▲《到期》 图/受访者提供
艺术家的身份让这些日常行为获得了一种合法性。他把这种创作方式视为“做生活”，而不是“做艺术”。这些边角料会集体冒出来，化为作品的一部分。“香港人特别在意‘新鲜’，但过期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。”他把那些奶瓶、罐头盒子、巧克力铁盒都保留下来，存放在佛山的仓库里。这些被城市抛弃的东西，成了他作品的原材料。
“这种丰富性，在香港这个讲求‘新鲜’的城市里，是很少被人看到的。”张丹丹说，“他擅长跟不同的地方发生关系。”她注意到，马玉江每一件作品的创作时间都非常漫长。“这是从小埋下的种子，他很敏感，很偏执，更有东方性。”
马玉江1988年出生在山东章丘的农村，三岁时母亲去世，只留下一张与他的合影。照片中的妈妈27岁，穿着朴素的蓝裤子，短发，因为哮喘张着嘴喘气——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穿裙扎辫的样子。
考上央美后，大三那年，马玉江画了第一张《母与子》，画中的自己是21岁，妈妈是照片里27岁的模样。从那以后，到现在过了将近20年，他每年都画一张自己与母亲的合影——画中的他逐年长大，而母亲永远定格在27岁。新冠疫情那几年，时间仿佛停滞，他把21岁之前的也补画了。于是，从他一岁到现在的每一年，都有了与妈妈同框的画面。这个系列没有结束，他打算画一辈子。
▲《母与子（2岁）》 图/受访者提供
▲《母与子（21岁）》 图/受访者提供
▲《母与子（35岁）》 图/受访者提供
在老家，春天种地瓜，6月收麦子，收完种玉米，10月收玉米。“你的时间感跟物质、跟庄稼共同建立。你差五天没种，人家的麦子都熟了，你的就熟不了。”马玉江描述那种状态，“尤其是麦子黄的时候，一天一个样子，肉眼可见。”
这种以月和季度为单位的、缓慢而不可逆的时间感，与香港的效率形成了反差。在马玉江看来，他的作品不是“做”出来的，而是“长”出来的。就像小麦不是为了拥有8个月的时间才生长，而是它的成熟必须经历8个月，这是发自本性的需要。
03
0.3克与0.5克的鸿沟
“在我的作品中，时间是种材料，不是目的。”马玉江说。
香港的生活，在他看来当然有好处，就是去哪里都近。走路去他教几个成年人画画的地方十分钟，去麦当劳三四分钟，去超市三四分钟，去那栋有“一楼一凤”的楼也是十分钟。他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半径里完成所有事。
刚搬来香港时，巨大的落差感让他精神状态很差，经常失眠。半夜饿了，他就下楼去麦当劳。下雨的时候，里面能容纳十几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不下雨时也有六七个。马玉江发现，比起待在34平方米的家里，他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反而更舒服。那是一场属于没有归属感的“外地人”的无言聚会。
为了不被店员驱赶，这些人必须消费。但他们买不起贵的，通常只买一杯5元的小杯可乐，或者一份4.5元的冰淇淋。买完东西，那张小小的收据就成了他们的“入场券”——只要手里捏着这张纸，店员就没理由赶走一个身上脏兮兮、带着全部行李的顾客。
马玉江决定收集这些收据。最好的办法是成为清洁工，但他没有合法受雇的身份，无法应聘。他发现，麦当劳识别清洁工的唯一标准，就是一件绣着字母“M”的黑色T恤。他找来黄线，自己绣了个“M”，晚上穿上这件衣服去拖地、擦桌子，在收拾残渣时，趁机把那些短小的收据揣进口袋。
他把这些收据拿回家，第一时间用扫描仪存档，以防热敏纸两三个月后字迹消失。一年时间，他收集了1259张。
在展出时，马玉江用测钻石的精密秤，将每张收据的重量称出来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，然后连同时间一起写在黑色砂布上。“普通人买一堆东西的收据，重量大概是0.5到0.7克，而这些流浪汉的收据，大概在0.3到0.5克。”马玉江说，“就差这0.2克，却像隔着两个世界的人。”
▲马玉江《Heavy is the Night》香港展览现场 图/受访者提供
这种“偷偷摸摸”的创作方式难免会引来误会和笑话。有一次，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中东男人看穿了他，把他拉到墙角，打开一个装满收据的黑袋子问：“这能去哪儿换钱？”马玉江用蹩脚的英语说：“我是艺术家。”对方根本不信，觉得他藏了发财的秘诀，从此再不理他。
最触动他的，是过年时一个年轻健康的香港流浪汉。对方没跟他说过几句话，却在递给他的收据背面，用粤语写了一句：“恭喜发财，攞多D吉”（多拿点吉利）。“他自己过得那么难，还想着给我送祝福。”马玉江说，那张轻飘飘的纸，在那一刻有了无法称量的重量。
▲写有“恭喜发财、攞多D吉”的单据 图/受访者提供
有天晚上，马玉江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麦当劳自助点餐机前神情茫然。凭借经验，他知道这男人可能没钱，又不好意思坐下。于是，他走出去，从另一个门进来，走到点餐机前随便按了几下，什么都没买，然后坐下来。那个男人看到他的“示范”，立刻学着做，也坐了下来。
马玉江没有搭话，只是用行动替对方解了围。在他看来，自己跟那些流浪汉、性工作者或者底层劳工有着相似的处境，“我觉得我也是底层，没有区别。”
在那些深夜的麦当劳里，在那些后楼梯的灯光下，在那些拓印纸的笔迹中，马玉江把自己活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，用手、用脚、用身体，一寸一寸地嵌进去。